晷景春秋，百年回眸。值泰戈尔访华一百周年之际，由天博官方网站,天博tianbo（中国）、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百年回眸：泰戈尔访华纪念及中印文化交流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会议于5月18-19日在北京大学民主楼208会议室顺利举办。来自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纽约大学、麦吉尔大学、尼赫鲁大学、印度国际大学等国内外二十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与会交流。

 

与会学者合影

 

　　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在开幕致辞中指出，中外学者相聚纪念泰戈尔访华，回顾与展望中印文化交流历程，是泰戈尔中国之行百年后的延续，应时应景。泰戈尔追求精神之圆满，标举世界主义，谋求不同文化间求同存异，至今仍有启发意义。泰戈尔同情中国抗战，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如泰戈尔一样，印度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已经为中国人熟知，今后，更需要互相增进交流，让印度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共同树立双边关系的典范。正如季羡林所说，泰戈尔访华开启了中印关系的全新篇章，祝愿友谊的种子继续开出绚丽的花朵。

 

开幕式主持及致辞：张嘉妹副教授、王邦维教授、李淑静教授、沈丹森（Tansen Sen）教授

 

　　天博官方网站,天博tianbo（中国）党委书记李淑静教授致辞指出，一百年前泰戈尔中国之行是文化交流之旅。泰翁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积极推动了印度近代汉学的始兴。印度国际大学为近现代中印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所做的贡献，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北京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渊源深远，在中印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期愿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回顾和加深相互了解，为中印智慧的世界传播贡献力量。

　　上海纽约大学沈丹森（Tansen Sen）教授回顾自身从事中印文化比较的学术历程。他指出，一百年前，印度在欧洲学者的影响和帮助下开展汉学研究，当下印度的汉学研究正逐渐转向自觉，并扩展向更大的领域。一百年来，中印都出现了更多新鲜事物、新鲜领域，中印正不断从对彼此的深化研究中汲取灵感。在历史的节点上，吾辈学者应继往开来，延续泰戈尔访华传递的友谊，为中印研究和文化交流事业添砖加瓦。

　　本次会议共分九个专场。第一场和第二场主题为“泰戈尔与中国”，分别由沈丹森教授和北京大学曹寅副教授主持。麦吉尔大学Gal Gvili副教授作《泰戈尔在中国：泛亚诗学的前景与局限》（Tagore in China: On the Promises and Limitations of Pan-Asian Poetics）报告，指出泰戈尔访华受到部分听众的冷遇并不能说明此行是失败的，相反，根据五四时期中文期刊杂志上的热情表现，应该认为是中国人构建泛亚诗学的阶段表现。正在北大留学的印度尼赫鲁大学博士研究生Shubhda Gurung的报告题目为《季羡林论泰戈尔》（Ji Xianlin on Tagore），探讨了季羡林与泰戈尔的交集、他对泰戈尔生平、思想和作品的理解及对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评介。上海科技大学Ritwik Ranjan老师作了题为《泰戈尔在中国：对1924演讲的再思考》（Tagore in China: Reconsidering the 1924 Lectures in the Wake of the ‘Anthropocene’）的报告，从气候危机等角度重新思考泰戈尔1924年在中国所作的关于文明史的演讲，为更好地应对环境危机提供了新思路。北京大学张幸副教授的报告《中印交往被遗忘的一节：最新发现的泰戈尔画作》（A Forgotten Chapter in China-India Interactions:Recently Discovered Pain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介绍了魏风江跟随泰戈尔学习的经历及泰戈尔与丰子恺的艺术联系。同济大学孙宜学教授在《泰戈尔的全球化和中国的文化外延：启示与借鉴》（Tagore’s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Cultural Outreach: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报告中指出，泰戈尔是西方理解东方的窗口，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泰戈尔通过翻译、演讲、社会活动等方式为实现不同文化的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懈努力。这与当下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不谋而合，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印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助理教授Mohammad Yasin作了题为《泰戈尔对改善21世纪中印文化关系的借鉴意义》（Learning Lessons from Tagore to Improve India – China Cultur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的报告，采用实证法分析梳理魏源、章炳麟、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许地山、季羡林等对印度和泰戈尔的不同认识，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北京大学张嘉妹副教授在《百年前后：以泰戈尔和唐君毅为代表的“东方”人文主义》（A Hundred Years ago and after: "Eastern" Humanism Represented by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ang Junyi）报告中，通过比较唐君毅和泰戈尔在不同背景下树立民族自信的设想和实践，考量了东方式人文主义的独特价值，即在传统文化背景中突出人的道德主体性，及文化实体间“我与你”之关系胜于“我与他”之异化关系。

 

与会学者发言

　　

　　第三场的主题为“泰戈尔与翻译”，由同济大学助理教授赵晋超主持。尼赫鲁大学狄伯杰（Bali Deepak）教授是印度最为活跃的汉学家、翻译家之一。他的报告《中国古典与现当代作品在印度的译介》（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orks in India）指出，中国文化在印度的宣介受阻不在于语言或翻译问题，而是市场和政府主导的缺位。纽约大学助理教授Adhira Mangalagiri的报告为《泰戈尔·翻译·越界》（Tagore, Translation, Transgression），比较了《吉檀迦利》的1912年泰戈尔自译本和2015年冯唐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或创作自由的偏离现象，考察了某些不忠实原文的越界翻译对泰戈尔文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影响。都恩大学助理教授Tanvi Negi Malla作了题为《跨文化接触与中国文学翻译：来自印度的经验》（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and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Experiences from India）的报告，结合自身将《骆驼祥子》翻译为印地语的经验，探讨在文学作品翻译中遇到的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挑战。

　　第四场的主题为“文学与社会”，由张幸副教授主持。那特吉亚洲研究中心Sarvani Gooptu教授在名为《孟加拉流行期刊中的中国想象与现实（1860-1940）》（China in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in Bengali Vernacular Periodicals (1860 to 1940)）的报告中，梳理介绍了1860-1940年代孟加拉流行期刊中介绍中国的文章，总结了不同背景、阶级、性别的撰稿人的关注点的不同。沈丹森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超越泰戈尔和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印互动：吉塔·班约帕德哈依的<从莫斯科到中国>》（Beyond Tagore and a Male-Centric Perspective ofChina–India Interactions: Gita Bandyopadhyay’s Travelogue Mosko theke Chin ），介绍了该书的写作背景及书中对国家政治制度、妇女地位等的书写对早期印度政府承认和接受新中国的积极作用。中山大学助理教授吴蔚琳在《“花和鸦片，鸦片和花！”——阿木塔夫·高希的<朱鹮三部曲>》（“Flowers and Opium, Opium and Flowers!”:Guangzhou City as Described in Amitav Ghosh’s The Ibis Trilogy ）报告中，探讨了高希《朱鹮三部曲》在鸦片战争前政治冲突和和平文化交流的双重叙事中所展现出的城市形象。北京大学助理教授贾岩的报告《“东方文学”是偶然吗？——重读1980年代中国杂志中的印度文学》（“Eastern Literature” as Happenstance? Re-reading Indian Literature in 1980s Chinese Magazines），以20世纪80年代《世界文学》等杂志刊载的印度文学文章来考察改革开放初期“东方文学”被呈现和被感知的过程。

　　第五场的主题为“教育与研究”，由Sarvani Gooptu教授主持。印度国际大学Swati Ganguly教授作了题为《复兴古老的纽带：国际大学的中印文化与学术愿景》（Reviving Ancient Ties: Sino-Indian Cultural and Academic Pursuits in Visva-Bharati）的报告，讨论了1937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建立后，谭云山、师觉月等为推动中印研究所作的努力及贡献。北京大学陈明教授在报告《重新发现的故事：印度画家苏可拉北平学艺的经历》（Reveling the Untold Study-Abroad Journey of Indian Artist Y. K. Shukla in Beijing）中，介绍了1947年印度画家苏克拉来北平学习绘画，与中国艺术家们的互动，及将中国艺术风格融入个人创作的过程，揭示了中国现代艺术在印度的传播和影响。深圳大学朱璇副教授的报告《1942-1963旅印学者周祥光的学术历程与精神体验》（The Academic Course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 of Dr.Chou Hsiang-kuang, a Chinese Scholar who Lived inIndia from 1942 to 1963），细致梳理了周祥光在印度的学术历程、与印度人的交往及其著作与翻译的情况。赵晋超博士的报告为《中印的知识传递：1941-1960年噶伦堡中华小学的课程》（Transmitting Knowledge in-between China and India:Curriculum at Chung Hwa School of Kalimpong, 1941-1960），利用口述史、影像等资料澄清1940年代初噶伦堡建立中华小学的模糊历史，介绍其教学模式、内容，并与加尔各答其他地区的中文学校进行比较。

　　第六场主题为“艺术与互动”，由Gal Gvili副教授主持。美国威廉玛丽学院魏美玲（Emily Wilcox）副教授作题为《1950年代的舞蹈与中印文化互动》（Dance and China-India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1950s）的报告，介绍万隆会议前后中印互派文化代表团之间的合作演出和相互学习情况，强调舞蹈在中印外交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助理教授延雨的报告为《汇流与苍凉：从比较视角重视徐悲鸿在南亚、东南亚的旅居（1939-1942）》（Confluence and Desolation: Reassessing Xu Beihong's Sojourn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1939- 1942) through a Comparative Lens），梳理了徐悲鸿1939-1942年在新加坡、印度和马来西亚的旅程，通过徐悲鸿的日常语言实践、社交网络等研究其对东南亚和南亚文化的不同态度。室利阿罗频多国际教育中心研究员Devdip Ganguli作题为《跨文化的冥想：徐梵澄在国际大学与室利阿罗频多》（Transcultural Mediations: Xu Fancheng in Visva-Bharati and Sri Aurobindo Ashram）的报告，追溯徐梵澄在印度的生活学习历程，揭示复合文化对个人身份认同、艺术表达和知识话语的影响。广州美术学院吴天跃副教授在报告《高剑父的新国画变革及其与印度泰戈尔家族的交流》（Gao Jianfu's Reform of New Chinese Painting and His Exchanges with the Indian Tagore Family）中，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高剑父南亚之行与泰戈尔及孟加拉知识分子的交往对其新国画改革的重要影响。

　　第七场主题为“政策与外交”，由狄伯杰教授主持。外交部李碧建研究员在名为《文化交流：增进中印相互了解及双边关系的支柱》（Cultural Exchanges: the Pillar to Enhance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的报告中，指出泰戈尔作为印中两国文化交流的先驱，为两国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下世界动荡不安，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以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复旦大学谢超副教授在报告《“条条大路通南方”：全球南方叙事与实践中的印度与中国》（"All Roads Lead to South": India and China in Global South Narratives and Practices）中，提出在西方领导分裂全球的南方叙事运动、试图让中印争夺西方对其作为南方主要国家的认可背景下，中印更需要在全球南方事业的共同利益上展开合作。

　　第八场主题为“宗教与哲学”，由张嘉妹副教授主持。扬州大学樊沁永老师作《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印度经典的关注：以章太炎、鲁迅、徐梵澄为中心》（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to India Classical Works in the Past Century: With a Focus on Zhang Taiyan, Lu Xun, and Xu Fancheng）的报告，章太炎重视印度教梵语经典，曾将进化论与佛教思想结合称为“俱进化论”，鲁迅从文学角度全面探索“向下超越”，徐梵澄翻译研究奥义书典籍等事例，是将研究从民族视角转向全球视角的活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远的报告《从“热烈情人”到“曾经罪人”：从古典梵语文学到汉传佛教文学对优填王的早期建构》（From “Passionate Lover” to “Once a Sinner”: On the Early Reconstruction of King Udayana’s Figure from Classical Sanskrit Literature to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考察早期梵语文学和汉译佛经中优填王形象建构和流变的历史历程。闽南佛学院释道心法师作《法宙与斯里兰卡佛教研究》（A Study of Ven. Fa Zhou and Sri Lanka Buddhism）的报告，梳理法宙三次到斯里兰卡学习研究的历程，介绍法宙与斯里兰卡佛教的关系、对斯里兰卡佛教的认识以及所受影响。

　　

与会学者发言

　　

　　第九场主题为“历史与科学”，由哈佛大学Sugata Bose教授主持。曹寅副教授在报告《滇缅铁路1860-1940：一条从未修成的铁路的想象、规划和反对》（The Yunnan–Burma Railway, 1860s–1940s: Imagining, Planning and Rejecting a Railway That Was Never Built）中，梳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英国建设滇缅铁路的构想从20世纪前二十年的指责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接受，说明民族主义者对殖民地基础设施的理解是依据不同时间和立场有所改变的。《上海日报》Bivash Mukherjee 先生作《在上海发现泰戈尔》（Discovering Gurudev in Shanghai）的报告，讲述新版《泰戈尔：中国之旅》的修订历程。北京科技大学池明宙副教授作了题为《竺可桢魅力之源——竺可桢与泰戈尔家族的时空交集与加尔各答之行》（The Origin of Chu Coching's Fascination in India-- the Intersection of Time and Space between Chu Coching and Tagore's Family and Chu Coching’s Journey to Calcutta）的报告，通过竺可桢日记和伊利诺伊大学档案等资料，梳理1912-1913年竺可桢与泰戈尔家族在时空上的交集，及其1946年赴加尔各答和国际大学之旅表现出对印度人民、科学、文化的赤诚心情。

　　最后，Sugata Bose教授作题为《泰戈尔的遗产：中印对话1924-2024》（The Tagorean Legacy: Cultur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1924-2024）的主旨报告，李碧建研究员主持。Sugata Bose详细梳理泰戈尔1924年访华、1938年印度医疗代表团援华、1940年徐悲鸿访问印度国际大学等中印交流的重要事件，并结合自己的经历，强调这些活动在当下建立两国情感纽带、强化团结关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脱离欧洲殖民之后的亚洲，更应该构建一个彼此联系的互动空间。

 

Sugata Bose教授做主旨演讲

　　

　　与会学者在会议期间观看了以“泰戈尔在上海”为主题的纪录片，以及尼赫鲁大学荣休教授谭中先生为会议录制的关于泰戈尔访华及其对当代中印关系影响的讲话。

　　在闭幕式上，天博官方网站,天博tianbo（中国）院长陈明教授代表学院再次向学者莅临及Sugata Bose教授馈赠新书表示感谢。他强调本次会议以泰戈尔访华百周年为契机，与会学者们交流学术、增进友谊，进行了深入而有成效的讨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在科学技术与日进步的同时，东方的人文学科也表现出突破西方学术藩篱的话语意识。本次会议是中印又一次彼此加深了解的有益尝试。中印两国各有智慧和发展经验，期愿未来开展更多领域的文化和学术合作。沈丹森教授表示本次会议的论文质量高、选题广，令人印象深刻，希望尽快结集成册，以中英双语形式出版，以示纪念和扩大影响。会议在和怡悦畅的欢快气氛中顺利闭幕。

 

文：李文博 / 图：经典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