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6日，天博官方网站,天博tianbo（中国）在国际合作部“海外学者讲座项目”的支持下举办了“南亚和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学网络”的主题讲座。主讲人Ronit Ricci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亚洲研究系与比较宗教研究系Sternberg-Tamir双聘讲席教授，兼任亚洲研究系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尼西亚历史与文化、爪哇与马来文学、南亚与东南亚伊斯兰文学网络，以及殖民时期的亚洲流放者与离散群体。讲座由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主持，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张忞煜、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作为与谈人参与了讨论。

 

 

       本次讲座基于Ricci教授的专著《翻译伊斯兰：南亚与东南亚的文学、皈依与阿拉伯文化圈》( Islam Translated: Literature, Conversion, and the Arabic Cosmopolis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该书曾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2012年度的Harry Benda（东南亚研究方向最佳专著）大奖。本书以16至20世纪伊斯兰文学经典的阿拉伯语原版及其爪哇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翻译为例，探讨穆斯林之间超越地理与文化边界的紧密联系。通过考察伊斯兰文本及其各种文学形式的流传，Ricci教授探讨了文学翻译和宗教皈依如何在历史上成为一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模式，以及两者如何在本地社会向伊斯兰过渡的进程中被创造性地重新塑造。

       Ricci教授首先进行了方法论的探讨，她指出，今天的世界版图大致按照民族国家和地理区域进行划分，而人们也习惯了在特定的地理框架内思考问题。然而，这样的空间区隔与边界划分往往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受到了各地特殊历史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边界使我们能够在特定范围内对某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而另一方面，它也无可避免地掩盖了另一些重要的问题。当我们进行古代史研究时，我们所看到的就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帝国、王国，将人们区隔开来的也可能是文化而非地理边界。例如，在所谓的“印尼-马来世界”，人们散居在数万个岛屿上，但那里的人们却具有相似的语言和文化。所以，我们有必要以“联系”和“接触”为方法，思考这些地区的历史进程。

 

 

       接下来，Ricci 教授介绍了南亚和东南亚的伊斯兰化以及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在南亚，伊斯兰教从公元8世纪起就在印度东南的科罗曼德尔地区出现。而在斯里兰卡，由于和朝圣地亚当峰（Adam’s peach）的密切关系，众多穆斯林也在当地聚居。从13世纪起，伊斯兰教开始在东南亚广泛传播。穆斯林居住在北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北婆罗洲、东爪哇和菲律宾南部等地区。南亚和东南亚的穆斯林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如商贸、姻亲、朝圣等，这些网络通常被认为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推进伊斯兰化的基本路径。但是，Ricci教授认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讨论另一层网络，即广泛定义的文学网络。这一网络不仅涵盖故事、诗歌、编年史等文本，还包括了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包括由听众、读者、译者、抄写员等构成的共同体。这些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共同构建了这个网络，并促进了一种跨地区身份认同的形成。同时，Ricci教授还提醒我们思考历史的偶然性：什么样的文本被选择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并在当地流传？这种选择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这种历史通常充满了难以解释的偶然性。
       在跨越南亚和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学网络中，阿拉伯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阿拉伯语词汇在两地的宗教文本和日常生活用语中随处可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思考阿拉伯语的影响？Ricci 教授借用了南亚研究学者Sheldon Pollock的“梵语文化圈（Sanskrit cosmopolis）”概念，提出了“阿拉伯语文化圈（Arabic Cosmopolis）”概念，用以分析阿拉伯文化在跨地区认同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阿拉伯语和地方性语言、阿语文学和地方文学传统之间的互动。南亚和东南亚人创造性地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文字，不仅让交流更加便利，也使得更多知识分子获得读写阿拉伯语的能力。此外，使用阿拉伯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因为这种“神圣”的语言可以让伊斯兰教徒们感到自己更接近真主。值得注意的是，南亚和东南亚的地方性语言和文学传统不仅仅是阿语影响的被动接受方，它们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地方性的语言文学也极大丰富了阿拉伯语及其文学传统，使其成为了一个真正“世界性”的网络。

       讲座第三部分，Ricci教授以伊斯兰文学经典《千问书》（The Book of One Thousand Questions）在泰米尔语、爪哇语、马来语的书写与再现为例展示了伊斯兰化、文学翻译和宗教皈依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学网络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千问书》在各地的翻译保留了故事的基本形式、框架，但翻译文本的呈现的方式却又大相径庭，在文体类型、与不同文化密切相关的意象以及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差异明显。Ricci 教授认为，皈依与翻译是互相建构的过程（mutually constitutive processes）。通过文学翻译，已皈依的伊斯兰教信众能够重温教义，确保他们的历史叙事方式符合教义；而对于刚皈依的信徒，文学翻译则能够帮助他们理解伊斯兰教义、历史及生活方式。而随着穆斯林群体的壮大，翻译的文本也不断增加，进一步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

 

 

       讲座最后，Ricci 教授分享了一张她进行田野调查的照片，由此引出了她对研究工作的思考。图片展示的是她在斯里兰卡的一个马来裔居民家中搜集材料的场景。当时，一封19世纪晚期的信件意外地从书中滑落出来，由于时代久远，信纸已经破碎。Ricci教授认为，这封信反映了人文研究的内核——我们通常得到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而研究者需要对破碎的材料进行拼接、组合、重构，慢慢地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随后，张忞煜老师和曹寅老师对Ricci教授的讲座进行了回应。张忞煜老师高度评价了Ricci教授的研究，并以伊斯兰教在南亚地区的传播为例讨论了伊斯兰文学网络的复杂性。曹寅老师分享了犹太人从波斯地区迁徙到印度、中国，但其所携带的波斯语妥拉（圣经前五卷）却始终没有被翻译的故事。
       参与讲座的听众也踊跃参与互动，就文本中犹太人皈依，波斯语在南亚与东南亚伊斯兰文学网络的作用，穆斯林学者如何翻译伊斯兰教术语等问题与Ricci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Ricci 教授对听众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进一步丰富了讲座的内容。

 

（图、文：姜应雄）